小李是因为涉嫌盗窃被起诉，当警察问道他为什么偷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偷摸行为时，小李吞吞吐吐地讲述了他的经历。

小李的妈妈是个普通工人，每天早上都起早上班。一个冬天的早晨，闹钟响了，妈妈还没有起床，小李听到后便翻身起来叫妈妈起来上班。妈妈翻了个身，对小李说：妈妈真不愿意起来啊，可是不去上班就没有工资。小李当时就想：如果不上班也能有钱那多好啊!

小李6岁，头脑机灵，个子也不矮，很讨人喜欢。一次乘公交车，售票员看着小李的身高， 在想他是不是要买票的时候，妈妈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小李的头，小李很机灵地把头缩了缩，把腿弯了弯，售票员见身高不够就没让买票。下车后，小李神奇地问妈妈，怎么样?妈妈竟连声夸赞儿子机灵，有眼色，反应快。还嘟嘟嚷嚷说：“我孩子还没上学，凭什么买票呀!”就这样，母子配合，一直逃了半年多的票。

小李第一次把小朋友家的东西偷偷往家里拿的时候，恰好被妈妈发现了、小李怯生生地说是人家送的，本来以为妈妈会追问。可正忙着做饭的妈妈却笑着对他说：“小李真棒，都知道往家里拿东西了!”有了这次经历，小李似乎有了胆子，又把别人的东西拿回来，这次妈妈追问了。小李便说了实话，他心想妈妈肯定会省钱，弄不好还会挨打。可是妈妈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下次别这样了，让人家发现多寒碜啊。”后来，又因为拿了同学的东西，有人上门告状，他的妈妈不仅没有狠狠地教训儿子，反而说：“我们小李也不是故意的，拿来玩两天，就会还你。”妈妈的一次次放纵，让内心本来还有些愧疚的小李偷得理直气壮，模糊了他的道德认知和辨别是非的标准，养成了懒惰和好占便宜的坏习惯，长大后就可能成了盗窃罪。小李供述：“我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拿走，就好像自己的东西丢了一样，好像自己吃了很大的亏。”

这个案子，让我们想起了清朝光绪年间那个“临刑责母”的故事。大意是讲一位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偷窃行为不但不予制止，反而给予鼓励，使孩子从第一次偷一个蛋，一块肉发展成江洋大盗，最终被处以死刑。临刑前，这位盗窃者似有醒悟，当众痛责了母亲对自己第一次偷窃行为的纵容。这则故事至今听来仍发人深省，并为天下做父母者引以为戒：大错由小错累积而成，切不可听任小错发展。第一次犯错得不到及时制止，教育，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试想一下，如果小李的妈妈意识到家长言传身教的作用，不在无意中向幼小的孩子灌输不劳而获的思想;如果小李第一次无意识的逃票举动得到妈妈的纠正而不是鼓励;如果小李第一次把小朋友的东西拿回家，妈妈刨根问底并及时制止;如果妈妈第一次知道小李的偷拿行为时，能够给他讲清这种行为的性质，并责令他把东西送还;如果第一次有人上门告状时，妈妈不是包庇而是给予他严厉批评，并深究为什么屡屡出现这种行为，及时对症下药，小李还会是非不分，一错再错吗?

小李走向犯罪的道理很有典型性，一方面，说明父母言传身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说明了任何不良行为都是一点一滴小错误的累积所造成的习惯性的强化。因此，杜绝孩子的“第一次”不良行为及时给予教导，教会孩子明辨是非与善恶，不断强化正确的行为和选择，抑制不良的行为和选择，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每一位家长履行监护教育责任的重要内容。

纵观一个个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大多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非分需要——不良行为——违纪犯法——犯罪。因此，做父母的千外不要能放纵孩子的小错误，大错都是从小错累积和发展而来的。一旦发现孩子有不良行为，就要及时进行教育，让他知道这种行为的性质，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让孩子在“第一次”尝试错误时，就受到强烈的警告。这样，慢慢他就会知道自己的行为必须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就会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一个有着文明行为习惯的人，可以形成对社会的理性态度，从而抑制犯罪心理和行为，反之则不然。要使未成年人具有文明的行为习惯，一是要靠教育，包括父母对善良、文明、互助、诚实、遵规守纪等等合乎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行为的赞赏弘扬和对不合乎道德、法律规范行为的批评抑制。二要靠养成，包括父母的言传身教、严格的要求，和孩子对一切合乎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行为的学习和模仿，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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